1986-1991年，臺灣省以國史館名義出版了16巨冊的《清史稿校注》一書，以數(shù)十位學(xué)者的努力，對七十多年來一直牽動海內(nèi)外人心而爭議頗多的史書《清史稿》進(jìn)行了一次全面請理。其工程浩大，共出校數(shù)萬條注文，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其經(jīng)驗教訓(xùn)足資借鑒，值得人們高度重視。筆者于粗略翻閱中即深獲教益，深有感觸，謹(jǐn)不揣谫陋，以管窺蠡測，略書所見，簡評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清史稿校注》的突出成就
1 摸清底細(xì)
《清史稿校注》，顧名思義，是對《清史稿》的?？迸c注釋，是針對《清史稿》所存在的問題而發(fā)的。評論《清史稿校注》的成就，當(dāng)然須從《清史稿》說起。
《清史稿》自上世紀(jì)20年代末問世以來，猶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極多的議論。雖然有毀有譽(yù)，但以毀居多，總的說來，人們對它很不滿意。本來，自民國初年以政府名義設(shè)立清史館，組織人力編纂《清史》，以求達(dá)到正史之殿之目標(biāo)。然而十四年后，預(yù)期的《清史》并未編就，印行的卻是一部倉促而成的《清史稿》。盡管這是一部經(jīng)過由諸多專家參與編纂，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即采摭有據(jù)，內(nèi)容豐富，洋洋八百余萬言的大書，然而由于其存在的問題甚多更令人大失所望。人們紛紛著文指出其問題之所在。其主要問題是“立場觀點(diǎn)反動，體例雜亂無章，文字繁蕪，缺漏頗多”[1]，而推倒重修之議竟成共識。七十年來，特別是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學(xué)者為重修清史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努力是對《清史稿》存在問題的清理。人們從各個方面對《清史稿》進(jìn)行糾謬，僅見諸雜志報端的文章不下二三百篇。而在此基礎(chǔ)上，海峽兩岸都在為修纂新清史積極努力。1961年，臺灣省以清史編纂委員會名義出版了《清史》一書，一套共八冊。這是對《清史稿》經(jīng)一番修修補(bǔ)補(bǔ)后，終于將 “稿”字去掉，將《清史》以定本的面貌出現(xiàn)，搶了續(xù)成正史的頭功。本以為足可成為第二十六史。然而臺版《清史》出版之日即為告廢之時。正如事后他們自己所說：“雖就清史稿體裁、立論、書法等有所匡正，然于清史稿底本及諸重要史料，則多未能悉睹，倉促成書，脫漏舛訛，在所難免?！盵2]這是看到了該書存在問題的嚴(yán)重，足以說明其與廢品無異。之所以如此，在于對《清史稿》一書在尚未摸清底細(xì)的情況下，便倉促成書，因而諸多問題并未糾正，《清史稿》書中之謬誤闕失在該書里一仍其舊。從失敗中汲取教訓(xùn)，他們深切感到：“‘纂修清史，需要大量充實之史料。在臺所存資料，殘缺不全，復(fù)以人力與經(jīng)費(fèi)之限制，重修定本之清史，似非目前客觀條件下所能進(jìn)行?！邦櫴聦?，重修清史，既有困難；清史稿又大部系據(jù)‘官書記錄’，‘具有歷史價值’，實不若即更正其謬誤，‘或可供目前一般之參考’?！盵3]這是終于清醒地認(rèn)識到，匆匆忙忙搶修《清史》之舉，甚不可取，必須扎扎實實做點(diǎn)實在工作，把《清史稿》的底細(xì)弄清。確實如此，因為《清史稿》畢竟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大書，數(shù)十年來，人們曾紛紛撰文指斥其存在的問題，而這無疑都是十分中肯與正確的。然而都是各從某一方面提出看法，至于全書究竟存在多少問題，對全書該做如何全面準(zhǔn)確恰當(dāng)?shù)卦u價，仍然是個很大的未知數(shù)。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修正《清史稿》的謬誤，談何容易？于是，他們把工作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集中精力糾正《清史稿》的紕謬上來，因而便有《清史稿校注》一書的編纂與出版。他們擬定的編纂原則是“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辦法，“凡歧誤紕謬，或同音異譯，皆逐條考訂，并注明出處”[4]。于是對全書做逐字逐句的清查，凡正誤、異同、脫衍、得失諸端加以檢驗，并寫出注文。如本紀(jì)部分共出校注文7569條（其中太祖朝121條、太宗朝210條、世祖朝458條、圣祖朝1121條、高宗朝1448條、穆宗朝1254條）、地理志3124條、職官志879條、部院大臣年表4074條，全書總共出校47339條，計300余萬字（包括《清史稿》原文在內(nèi)，《清史稿校注》一書共1200萬字）。這樣把《清史稿》存在的問題較為詳盡、具體地摸索清楚，實為破天荒之舉。
2 考訂求實
該書除按“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辦法外，主要依據(jù)現(xiàn)在所存當(dāng)年修《清史稿》時之紀(jì)、志、表、傳原稿，及清國史館歷朝國史稿、傳包，以及實錄、會典、文獻(xiàn)通考等各類官書文獻(xiàn)，進(jìn)行比勘，凡人名、地名、時間、名物、史事，多加核對，努力探究求實，并采取相應(yīng)措施，以復(fù)歷史原貌，它包括如下幾點(diǎn)：
其謬者糾之。凡查出之謬誤無論巨細(xì)一律指出加以糾正。
治史必須時間準(zhǔn)確無誤，不能有絲毫差錯，《清史稿》于此最為疏忽，而本書多予刊正，可謂不厭其煩。如《清史稿》《布延傳》有“崇德元年二月”字樣，《校注》指出該年四月十一日始改元崇德，故敘二月間事，仍應(yīng)系以“天聰十年”較妥[5]?！妒雷诒炯o(jì)》雍正二年閏四月份中，有按丁酉、癸未順序進(jìn)行敘事者?！缎Ｗⅰ分赋觥鞍礆v法，‘癸未’應(yīng)在‘丁酉’之前。此敘事失次，當(dāng)改。”[6]《疆臣年表十二》有“咸豐三年正月癸卯，景亮調(diào)任科布多參贊大臣”及“咸豐四年十一月戊午華山泰遷。穆隆阿署察哈爾都統(tǒng)”之記載，《校注》指出據(jù)《文宗實錄》所載景亮調(diào)任乃在正月二十二日丁卯，且按歷法是年正月無癸卯，癸卯當(dāng)為丁卯；而華山泰離任遷升綏遠(yuǎn)城將軍，穆隆阿調(diào)署察哈爾都統(tǒng)，均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戊子。且“是年十一月無‘戊午’。此‘戊午’當(dāng)作‘戊子’”[7]?！堵毠倭酚小把蛹暗伦?，外患躡跡，譯署始立”之記載，謂譯署即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乃德宗即光緒年間設(shè)立?！缎Ｗⅰ访鞔_指出：“按咸豐朝籌辦夷務(wù)始末卷七十一、七十二，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壬戌，恭親王奕訢籌奏請設(shè)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初十日己巳奉準(zhǔn)，二十一日庚辰具奏新設(shè)衙門章程，二十四日癸未大體依議。此云德宗時譯署始立，誤?！盵8]
史事、名物乃至數(shù)據(jù)亦細(xì)加留意?！短诒炯o(jì)一》天聰四年春正月辛丑條載，“其帥明兵部尚書劉之綸領(lǐng)兵至”?！缎Ｗⅰ分赋觥吧袝碑?dāng)為“侍郎”，云：“按清史稿列傳三代善傳作‘侍郎劉之綸’，明史卷二十三莊烈帝本紀(jì)一作‘兵部右侍郎’，卷二六一有‘劉之綸’傳，死后久之乃贈尚書”[9]?！妒雷姹炯o(jì)一》載順治二年閏六月，“故明淮王自紹興來降”，八月，博洛“克金華、衢州，殺故明蜀王朱盛濃”。《校注》據(jù)《黃忠端公全集》、《明清史料》丙編及《明史》《諸王世表二》，指出“‘淮王’當(dāng)為‘惠王’之誤”，而“‘盛’字世次為楚府。此作蜀府，誤。”[10]《張煌言傳》載稱順治十四年，“兩江總督郎廷佐書招煌言”?！缎Ｗⅰ窊?jù)各類典籍所載，指出郎具書招張事或為十五年，或為十六年，而無十四年之說。同時指出“兩江總督”，在《清史稿》《世祖本紀(jì)二》、《疆臣年表一》及《郎廷佐傳》皆作“江南江西總督”。而“兩江總督”，清初稱江南（包括江蘇、安徽二?。┙骱幽峡偠?；順治六年，改稱江南江西總督（時河南并歸直隸）；至康熙中始定稱兩江總督，駐江寧[11]。顯見此時尚無兩江總督之稱，用之者其錯無疑?！妒プ姹炯o(jì)一》載“五年三月，以胡拜為直隸總督?！薄缎Ｗⅰ分赋觯骸鞍词プ鎸嶄洠轂橹彪`提督在三月壬辰，此作‘直隸總督’，誤。又，未系干支，與本紀(jì)體例不合。”[12]《圣祖本紀(jì)二》載康熙三十年閏七月丙辰，“生擒博際，斬之。”《校注》乃據(jù)《圣祖實錄》及王氏《東華錄》所記“博際兵敗遁走”事，指出“此言擒斬博際，誤。”[13]《校注》指出《張煌言傳》所述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命錄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其所列舉追謚忠義節(jié)烈共七種人員之?dāng)?shù)字全錯[14]。
地點(diǎn)問題亦不得含糊?！短诒炯o(jì)一》載“天聰八年八月丙辰碩托入圓平驛”?！缎Ｗⅰ窊?jù)《清史稿》《山西志》、《代善傳附傳》及《嘉慶一統(tǒng)志》皆作“原平驛”，指出“此作‘圓平驛’，誤。”[15]《阿爾沙瑚傳》載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明將白文選“毀橋走荼山”?！缎Ｗⅰ吩斄小肚迨プ鎸嶄洝?、《清史列傳》《吳三桂傳》、《欽定八旗通志》、《御批通鑒輯覽》及《行在陽秋》諸書，指出皆作“茶山”[16]。
凡用錯之字概予糾正，更不勝枚舉。不僅一般用錯語詞等悉加訂正，更將帶有政治色彩，所謂“史法欠妥”、“史筆殊欠妥當(dāng)” 之詞，不厭其煩，一一加以刊正。諸如后金（清）向明朝及一切抗清者用兵的“征”、“伐”、“討”，以及南明及抗清志士向清用兵的 “侵”、“擾”、“盜”、“犯”，以及“剽掠”等詞，均指出其使用不當(dāng)，而認(rèn)為應(yīng)改為“攻”字為妥。對記述南明人士活動的諸如“叛”、“謀反”、“僭號”，乃至失敗“伏誅”等詞，均指出其不當(dāng)，而認(rèn)為改為“謀起事”及“殺之”為妥。而“賊”、“寇”應(yīng)改為“敵”，“賊壘”應(yīng)改為“敵壘”，咸同間所稱的“粵寇”、“賊”當(dāng)改為“太平軍”，等等。并一再指出對已建立南明政權(quán)，稱帝建元的原明朝藩王，不應(yīng)再稱其為“福王”、“唐王”、“桂王（永明王）”，而應(yīng)稱為“弘光帝”、“隆武帝”、“永歷帝”， “以嗣明統(tǒng)”，以還歷史真相，而如此改動才“較合史筆” [17]。其避諱之字亦悉加指出并說明原委，以避免誤解。諸如邱禾嘉、邱民仰之“邱”本為“丘” 字，乃雍正時命避圣諱，而加“邑”為“邱”。萬歷、永歷之“歷（歷）”本為“曆”字，為避乾隆帝弘歷（曆）名諱而改；為避雍正帝胤禎名諱，將張承胤、劉承胤及胤祉等名字中之“胤”字，改為“蔭”、 “印” ，或 “允”。地名“彝陵”本為“夷陵”，乃避“夷狄”之諱而改。
其缺者補(bǔ)之。對《清史稿》中缺脫忽略之文多細(xì)加檢查指出。如《世祖本紀(jì)一》載順治二年十月丙申，“以苗胙土為南贛巡撫”?！缎Ｗⅰ窊?jù)《疆臣年表》及《世祖實錄》，指出應(yīng)為“南贛汀韶巡撫”，“此脫‘汀韶’字樣”[18]?！稄埢脱詡鳌份d稱，順治四年海上抗清義旅失敗后，乃退屯上虞平岡，“諸山寨多出劫掠，獨(dú)煌言與王翊履畝勸輸，戢所部毋擾民?！薄缎Ｗⅰ纺藫?jù)繆荃孫纂《張煌言傳稿》及全祖望《鮚埼亭集》《張公神道碑銘》，指出“此‘煌言與王翊’下當(dāng)補(bǔ)‘李長祥’三字”[19]。《世祖本紀(jì)二》載順治十二年五月戊戌，“以胡沙為鑲黃旗固山額真”?！缎Ｗⅰ窊?jù)《世祖實錄》指出固山前 “脫‘蒙古’二字”[20]。《圣祖本紀(jì)二》載康熙三十年十二月甲申，頒詔再行蠲免湖廣、江蘇等五省漕米事?！缎Ｗⅰ窊?jù)《圣祖實錄》指出，江西亦在其中，而“此處脫誤”[21]?！堵毠僦舅摹夫旘T營，載雍正八年，“定漢軍上三旗為四十佐領(lǐng)”；前鋒營護(hù)軍營，載“景運(yùn)門，門筆帖式五人”文下注“上三旗十人，以五人番直”?！缎Ｗⅰ窊?jù)光緒《會典事例》指出，此兩處“上三旗”下均缺一“各”字，當(dāng)補(bǔ)[22]。《遜塔傳》記云順治十八年，“敘功，進(jìn)世職一等拖沙喇哈番”。《校注》指出“‘世職一等’下當(dāng)補(bǔ)‘兼一’二字”[23]。
其衍者刪之?！堵毠僦舅摹贰厄旘T營》載“佐領(lǐng)、驍騎校俱千一百五十有一人”下注：“滿洲各六百八十有一人，蒙古各二百有四人，漢軍各二百六十有六人”；“章京，筆帖式，俱百四十有四人”下注：“滿洲各六十有四人，蒙古各三十有二人，漢軍各四十有八人”?！缎Ｗⅰ窊?jù)光緒《會典》，指出以上“‘各’字皆當(dāng)刪”[24]。
其異說并錄。凡歷史上的歧互記事、提法乃至譯名，均詳加羅列以備參考、選擇?！睹细癫嫉搨鳌份d癸丑年，太祖生得孟格布祿，召入謁，置帳中。“既，孟格布祿與噶蓋謀為亂，事泄，乃殺之。”對此《校注》詳列各種典籍所載孟格布祿被殺之因：《太祖武皇帝實錄》己亥年秋九月條云，系“私通嬪御，又與剛蓋通謀欲篡位，事泄”之故；《滿洲實錄》謂為“淫惡不法，又與噶蓋通謀欲篡位，事泄”所致；《國榷》卷78作“被其誘殺”，卷79作“陰殺之”；《東夷考略》《海西考》謂太祖“捏奸妾法賴”，《山中聞見錄》卷10同；《太祖高皇帝實錄》則作“與噶蓋謀逆，事泄”[25]。《鄭成功傳》載順治六年，鄭成功始改用永歷號，“桂王使封成功延平公”。對此《校注》指出：“按明季封爵，必先由伯而侯，而公，而王，循序漸進(jìn)。然鄭成功之封爵，各書記載皆名稱、年月或缺或異，雜亂莫辨。”于是詳舉各書所載鄭成功于不同年份所封威遠(yuǎn)侯、廣平公，或漳國公，或延平公，乃至延平王之不同情形[26]。再如有關(guān)李自成之死的不同說法[27]、張煌言所授翰林院官職之不同稱謂及魯王朱以海卒時的不同記載[28]，等等，無不詳加羅列。
同音異譯之各類語詞，在《清史稿》中更是交相混雜比比皆是。《校注》均細(xì)加搜檢一一標(biāo)出。如“愛新覺羅”或作“愛新覺落”；“俄朵里”或作“鄂多理”、“鰲朵里”[29]；“董鄂”或作“棟鄂”[30]；“清佳砮”或作“青嘉努”、“逞加奴”、“卿家奴”、“清佳努”[31]；“佟代”或作“屯泰”[32]；“濟(jì)世哈”或作“濟(jì)席哈”、“濟(jì)什哈”[33]；“博伊和齊” 或作“貝和齊”[34]。等等?！缎Ｗⅰ酚谡饕鞣N典籍，詳加羅列一一標(biāo)明之后，均加注指出“此俱為同音異譯”。而此項校注堪稱《校注》全書中最突出、任務(wù)量最大的一項工作，出校數(shù)量幾達(dá)萬條。把許多本為一事一物卻有多名的現(xiàn)象加以考查分辨，一一列出，從而解決了最易滋生歧義的問題。
其傳信存疑。凡于征引比勘過程中，對能引起歧義者，則明確指出其準(zhǔn)確含義，以明真相，而仍不能斷定其可否者，則加存疑，不妄下斷語，以示慎重。如《圣祖本紀(jì)一》載康熙二十年二月壬辰，“副都統(tǒng)莽奕祿敗賊張足法等于三山”?！缎Ｗⅰ吩啤鞍慈椒堑孛?，乃三座山之謂。”[35]《尚可喜傳》載康熙四年，碣石總兵蘇利叛，可喜遣將以舟師進(jìn)擊，利乃出降。又，康熙十四年內(nèi)，載稱“先是，之孝討進(jìn)忠，復(fù)程鄉(xiāng)、大埔諸縣，遂克潮州”。對此，《校注》列舉《圣祖實錄》所載盧崇竣疏報云，康熙三年八月辛未，蘇利被擒殺；《八旗通志初集》卷183、《史料叢刊初編》《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則云蘇利死軍中。指出：“此謂蘇利‘出降’，異?！庇謸?jù)《臺灣外紀(jì)》卷6、7，及《續(xù)明紀(jì)事本末》卷7《閩海遺兵》所載，尚之孝未嘗攻克潮州。指出“此不知所據(jù)?！盵36]《職官志四》《鑾輿衛(wèi)》載稱順治十一年所定冠軍使中有宗室一人、云麾使中有宗室二人、治儀正中有宗室四人、整儀尉中有宗室四人?！缎Ｗⅰ窊?jù)《世宗實錄》所載上諭中有“宗室獨(dú)無仕進(jìn)之途，朕欲施恩予升階，思之再三，總不可得”之語，及《嘯亭雜錄》卷2《宗室任職官》條云：“國初，宗臣皆王公世蔭，無任職官者。仁宗念宗臣無入仕之途，乃欽定侍衛(wèi)九十人，命宗室挑補(bǔ)”。而光緒《會典事例》卷5，道光五年，鑾儀衛(wèi)始設(shè)宗室缺額之記載。于是指出：“據(jù)此，冠軍使、云麾使、治儀正、整儀尉等置宗室缺，悉系于順治十一年，疑誤?！盵37]《職官志四》《湖南提督》載稱：“長沙協(xié)、衡州協(xié)，俱康熙五年置”?！缎Ｗⅰ窊?jù)《世祖實錄》“順治六年”五月戊寅，改長沙總兵為副將缺，六月丁酉，命王國勛首任；光緒《湖南通志》卷79謂置長沙、衡州協(xié)在“順治四年”；而光緒《會典事例》卷551云：“康熙五年”，裁長沙、衡州“協(xié)標(biāo)中軍都司、守備各一人，止設(shè)副將以下等官”。于是指出“據(jù)此，置長沙、衡州協(xié)當(dāng)早于‘康熙五年’，其確切日期則待考。”[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