譽之則為圣相，讞之則為元兇”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對曾國藩的評價。這說明了曾國藩復雜的一生。歷來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是毀譽參半，有的將之譽為晚清“中興名臣”，有的則予之“封建衛(wèi)道士”、“劊子手”的帽子。事實上，從某些單獨的方面來說都不為過，只是沒有全面客觀地給予評價而已。
在對待太平天國運動的問題上，多數(shù)人認為曾國藩是鎮(zhèn)壓人民革命的劊子手，并贈予他“曾剃頭”的綽號來形容他殺人如剃頭的殘忍與嚴酷。這一點確為事實。他宣稱“亂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殺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獲太平軍官兵“一律斬剃無遺”。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對自己一生“以殺人為業(yè)”也深有感慨，他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爾等長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間，此事難于見功，易于造孽。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钡沁@也并不能完全掩蓋曾國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學修身，創(chuàng)辦洋務等各個積極的方面。事實上，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對人民革命運動的仇視，它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并且隨著時勢的發(fā)展而變化著。
馮友蘭先生認為，曾國藩與太平天國的斗爭，實質上是東西兩種文化的沖突，兩種不同宗教信仰的沖突。曾國藩是個道學家，他以宋明道學理論為指導，以封建政權為依托，以湘軍為武裝力量，對抗以基督教為教義，神權政治為依托，以太平軍為武裝力量的洪秀全，則完全屬于兩種不同文化形態(tài)的沖突。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guī)模宏大、影響深遠的農民革命運動，它有著不可泯滅的歷史功績，它激勵著中國人民再接再厲地向封建主義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英勇頑強的沖擊，從而為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太平天國革命是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次沖擊，但是這種主張“神權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會的進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幾百年的。
首先，在運動方法上，太平天國實行極左政策。百姓沒有私有財產，所有財產一律上繳“圣庫”，實行義務兵役制，甚至喪失人倫的別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這是在中國歷朝歷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見的。
其次，太平天國起義的發(fā)展過程并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國起義的初始口號是“上帝”，“天國降臨”，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權政治，而且起義軍蓬勃發(fā)展起來之后，洪秀全等起義領袖沒有進一步提出滿足廣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綱領，集中體現(xiàn)在土地政策、賦稅政策上的思想局限。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仍是虛而無實的東西，并沒有實際解決農民與土地、農民與富紳的矛盾關系。
第三，太平天國政治幼稚病過早暴露出來，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國內部開始出現(xiàn)分化沒，尤其是定都稱帝之后，太平天國實際是連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個封建政權。而且起義軍蓬勃發(fā)展后，洪秀全為了擺平內部矛盾，動輒封王，他本人也過起天國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沒有廣闊的胸懷，超前的視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擠能人，對部下疑心重重。并且太平天國的等級制度森嚴，吏治腐敗。
第四，洪秀全對孔孟教義的懷有不滿，并且排斥孔子的經書，而以基督教經典為立國綱要。讀書人所視為最得要的是“圣廟”,是“學宮”，是“祭祀”，可是太平軍一道郴州，便把“學宮”燒去了，“柱”毀去了，甚至于連“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
而與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對的是這一時期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保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維護綱常名教的知識分子階層，其中又以曾國藩為代表。太平天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幾乎都不是革命的農民階級的同盟者。當時雖然有個別的初步接受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但它們仍然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或者和帝國主義有較密切的關系，都是和農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們寧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國的敵人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身上，如馮桂芬認為“剿賊”——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消失掉是當前的急務；王韜針對太平軍和曾國藩爭奪江浙一帶的問題主張雙方都放棄江浙沿海一帶，而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英國人的利益；第一個留學生容閎拒絕參加農民革命而最終成為曾國藩辦理洋務的一個得力助手。
曾國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愛國，是提倡禮儀廉恥，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禮”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萬物流于“禮”，在封建時代體現(xiàn)為禮制，曾國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以禮治人，以禮自治，對外聲稱仁義禮治，實際則“外儒內法”，對農民階級說以“禮”而約束使用，對敢于反叛懷疑者則嚴刑峻法，用真禮治理湘軍，“用用恩莫如仁，用為莫如禮”，推行家規(guī)，營規(guī)，以封建綱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對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編寫軍歌來強化，從而提升湘軍之戰(zhàn)斗力，湘軍的組成本來就是由很強的地緣和血緣關系，用儒教的精神帶兵。湘軍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將曾國藩及軍隊中的長官視為兄父，進而形成共同的命運體。
首先，曾國藩很推崇“禮治”。他說：“先王之道，所謂修機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古之君子……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嚴之，舍禮無所謂政事?！彼€鼓吹，“禮”是“息天下之爭”的當務之急。他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類：“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曾國藩所說的“禮”實際是指維護封建等級制與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綱常名教。太平天國時期，農民革命的浪潮沖決了封建統(tǒng)治的堤防，使封建綱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擊。曾國藩在《討粵匪檄》這片文告中指責太平天國詆毀孔孟之道掃蕩前年禮儀人倫，指出：歷世圣人扶持名教，孰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屢不可倒置；一并攻擊太平天國破壞封建等級制度的樸素平等思想，是“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顯然，曾國藩在這種情況下宣揚“禮治”，就是要配合對農民群眾的武力鎮(zhèn)壓，用綱常名教的枷鎖來禁錮農民群眾的頭腦，消弭他們的反抗精神，從而維護并強化地主階級的思想統(tǒng)治。
其次，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忠君愛國，認為他在政治上所該努力的，便是盡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賢臣。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這一觀點在他的家書中時常流露。當他榮邀祿位時，他說：“一門之內，迭被殊嗯，無功無德，忝竊至止，慚悚何極？惟當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國,側身修行八字上，切實做去?！彼终J為君臣當推誠相見，不可稍有隔閡，“初膺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話，思自獻于君父之前者，盡可隨時陳奏。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功夫?！弊龊谩百t臣”的第二要義便是“愛民”，他曾說：“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這一點雖與曾國藩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的殘酷行為有所沖突，但忠君愛國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導，在實際情況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時。
第三，在那些同情農民起義的人眼中，曾國藩政治思想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充滿了對人民革命運動的仇視。他十分強調用嚴刑峻法來殘酷地鎮(zhèn)壓人民群眾的反抗。他認為“多赦不可以治民”，為鎮(zhèn)壓農民起義，他即使“得武健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曾國藩早在湖南辦團練時就以兇狠聞名，率領湘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也異常嚴厲、殘酷。當然，曾國藩在這一方面所暴露出來的反動面目不可否認，但是這一思想的產生也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具體應是曾國藩將儒法二家統(tǒng)治思想的結合，而其最終目的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
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的政治思想離不開儒家的范圍，而且實際是崇儒的同時也主張法治。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國產生了根本的沖突。
曾國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為“耕讀傳家”。曾氏“自明以來，世農業(yè)，積善孝友，而不顯于世?！钡覅s無疑是一個鄉(xiāng)間縉紳。曾國藩從小生長在這種家庭，接觸到的是尊輩勤儉素樸的生活，是禮義廉恥一類的教誨，書上所讀的是忠君愛國的思想。另外，他出生并成長于理學風氣濃厚的湖南，理學思想也給予他深刻的影響。
儒家自漢唐以來都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表現(xiàn)的以生命為中心重主體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國文化的憂患意識。中國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孕育了道德意識。個人對社會強烈的義務觀和責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強調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因此，曾國藩在這種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下，當太平軍起，國家處于卵石之秋時，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起兵討匪。
中國自古以來禮教治國，不問遭遇如何變亂，而圣賢書不可不讀，圣賢的遺教不可不守。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經書了，而以基督教的經典為立國綱要，也無怪曾國藩等人要視為“名教之奇變”。燒掉“學宮”，毀掉“木主”這些讀書人所視為最得要的東西，也無怪曾國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領導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出來“衛(wèi)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數(shù)民族而統(tǒng)治中國，這自然是曾國藩這個漢人所清楚的。但當時清開國已歷二百年，當年清入關時的創(chuàng)痕已經平復，曾國藩生長世家，從小在孔孟德“忠君愛國”思想中長成，對于君皇的觀念。以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選，天也決不會把世間的同志勸托付給他，所以他們對于君主只有信仰，沒有懷疑。當農民起來反抗封建朝廷時，為做忠君愛國的賢臣而鎮(zhèn)壓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經地義了。
太平天國雜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傳思想，在其統(tǒng)治區(qū)域掀起極大的思想狂瀾，傳統(tǒng)的儒家經典遭到摧毀。在單純的義理闡發(fā)和整理國故而顯得緩不濟急得情況下，倡導經世致用思想的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曾國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衛(wèi)“圣道”，維護“道統(tǒng)”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鋒的位置。有學者說：“倘太平天國僅以打倒胡虜為號召，而不反對儒教，不宣傳異端，不侮辱中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禮義廉恥”，也許少引起士大夫階級的反感，也許不會引起曾國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實卻不然……”
雖然儒教極其有力的維護了中國古代漫長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同時它也極大的束縛了國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脫離儒家范圍的曾國藩對太平天國起義的鎮(zhèn)壓至少保護了整個封建社會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幾百年的神權政治時代，另外，洪秀全所傳播的“拜上帝教”，與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態(tài)，曾國藩在某種意義上，是在維護中華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反動的，而應該站在維護傳統(tǒng)倫理道德以及保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去客觀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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